翻译：不懂经也叔的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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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的幻觉

并不是只有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才有这种忽视根本重点的习性。各式各样的专家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看到的也只是民族国家的一个假象，认为是人们持有的观念决定了世界变化的方式。一些看上去老谋深算的分析家们，沉溺于各种解释和预测，把历史的重大变迀理解为是人们的期望推动的。

就在我们写《再见，民族国家；你好……未知？》的时候，在《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上，出现了一篇文章，很显著地反映了上述推理，作者是尼古拉斯•科尔切斯特。不只是这篇文章的主题一一民族国家之死，也就是我们讨论的话题；更重要的是，科尔切斯特把他自己作为一个标杆，来反射我们的思维方式与常规之间有多么大的差距。科尔切斯特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作者身份是《经济学人》情报部的编辑部主任。如果有谁可以对这个世界形成一种现实的观点，那应该是他。而他在文章中多处明确指出，从逻辑上说，“世界政府的到来”势不可挡。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民族国家已经摇摇欲坠，没办法再控制经济的力量。

在我们看来，这种假设近乎荒谬。仅仅因为一种治理方式失败了，就认为某种特定的新型治理方式必然会出现，这简直就是谬论。按照这种推理，海地和刚果早该有更好的政府了，因为他们之前的政府明显不行。

在北美和欧洲少数思考上述议题的人中间，科尔切斯特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但他完全没有考虑到，是更宽宏的大政治力量，决定了某种政治制度的实际可行性。本书的重点就在于此。把正在塑造新千年的技术纳入视野，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世界政府，而是微型政府，甚至更接近无政府的状态。

人人按规则行事，而暴力在决定规则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就这一主题的严肃分析，我们看到了几十本云遮雾罩的书，里面写的都是小麦补贴；还有几百本神神道道的书，都在讲货币政策。

对于真正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这种思考上的不足，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为什么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权力的配置能保持相对的稳定。

睡在河马背上的小鸟，不会想到失去栖息地，直到河马活动起来。梦境、神话和幻想，在为所谓的社会科学提供信息方面发挥的作用，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大得多。

暴力的角色，在关于经济公正的大量文献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关于经济的公正与不公正，已经有数以百万级的文字在述说、在描述，每一页都可以用来仔细分析，暴力如何塑造了社会，并设定了经济运行的边界。

然而，现代语境下关于经济公正的表述，却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社会是由一种强制性工具支配的，这种工具如此强大，它可以夺走生命中一切的美好，然后重新分配。而事实上，这种权力只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几代人身上；现在，它正在衰退。

社会保障的老大哥

在20世纪，工业技术的发展，使政府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控制手段。有一段时间，政府对暴力的垄断越来越高效，留给个人自主的空间越来越小，看上去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在本世界的中叶，没有人会期望主权个人的胜出。
根据当时看到的证据，20世纪中期一些最睿智的观察家确信，民族国家权力的集中，将会导致对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极权统治。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1949年出版）中，老大哥看着每个个体徒劳地挣扎，想维持他们自主和自尊的余地。而这似乎是一场必败的抗争。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出版)，以更学术性的视角论述了，自由在被一种新的控制经济的方式所剥夺，国家正在成为一切的主宰。

这些作品，都是在微处理技术出现之前写的。而微处理，以及它孵化的一系列其他技术，提高了小型团队乃至个人独立于中央权威运作的能力。

尽管哈耶克和奥威尔这样的观察家都目光如炬，但他们过于悲观。历史已经展开了它的惊喜。共产主义极权勉强撑过了1984年。如果政府能够成功压制微处理技术的解放力，下一个千年，还将出现一种新型的农奴制。但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将看到前所未有的机遇，以及个人的自主和自治。我们的父辈所担心的事情，也许将被证明根本不是问题；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永恒不变的社会特征，现在看起来注定会消失。无论必然性给人类的选择设定的边界在哪里，我们都会做出相应的调整，然后重新组织生活。

做预测的风险

毫无疑问，就社会组织以及将组织紧密连接起来的文化，试图对它们深层次的变化做出预测和解释，会使我们小小的尊严受到威胁。

人们做出的大多数预测，如果放到很长的时间范畴内，读起来都很蠢。而且他们设想的变化越剧烈，下场越难堪。世界没有终结。臭氧层没有消失。即将到来的冰河世纪，融化在全球变暖之中。与所有的警报相反，石油也没有枯竭。安特罗伯斯先生，《九死一生》（the Skin of our teeth, —部戏剧，关于人类生活的三部曲）中的普通人，避开了冰冻，躲过了战争和经济崩溃的威胁，并且无视专家报告的警示，自然地老去。

大多数“揭示”未来的预言，很快都沦为了笑料。即使为了自己的面子，人们有很强的动机做出尽可能清晰的思考，但是，前瞻性的眼光也往往被证明是短视的。1903年，梅赛德斯公司说，“全球的汽车数量永远不会达到100万辆，原因很简单，全世界不可能有100万名技工，能够被训练成司机。”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本应该闭嘴的，但是没有。我们不害怕站在队伍中，迎接应得的嘲笑。如果我们大错特错，后人可以尽情嘲笑，假如有人记得的话。敢于表达，就甘冒犯错的风险。我们还没有僵硬无用到害怕犯错的地步，远远没有。我们宁愿冒险提出可能对你有用的想法，也不想因为事后回顾起来可能有些夸大或尴尬，而憋在心里不说出来。

正如阿瑟•克拉克睿智地指出，预测未来经常会失败，两个首要的原因是“缺乏勇气和缺乏想象力”。在这二者当中，他写到：“缺乏勇气似乎更加常见。有时候，即使给定了所有相关的事实，那些冒牌的预言家也看不出来，它们指向一个必然的结论。有些失败是如此滑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我们对信息革命的探索，与未来的现实在哪些方面不符，这当然不可避免，但原因更多是因为我们缺乏想象力，而不是缺乏勇气。预测未来始终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因为它激发人们的怀疑。也许时间会证明，我们的推断谬之千里。但是，与诺斯特拉达穆斯不同，我们不会假装自己是预言家。我们不会在一碗水里搅动魔棒，或者使用占星术。我们也不会写神秘的诗句。我们的目的，是就某些对你至关重要的问题，提供一份清醒、独立的分析。

我们的观点可能被视为异端，正因为如此，我们感到有义务讲出来，不然的话，它们就没机会被听到。在工业社会晚期封闭的精神氛围中，思想已经不像它应有的那样，可以通过当前的媒体自由地传播。

本书是我们一起写的第三本，它出于建设性的精神，延续了《血流成河》与《大清算》，分析了正在发生的历史大变革的各个阶段。这是一场思维的练习。

本书重点探讨工业社会必然死亡，社会将以新的形式重构。我们预期在未来的几年，会看到惊人的发展悖论。一方面，随着主权个人的崛起，我们将看到一种新式自由的实现，并有望见证生产力的彻底解放。与此同时，我们期望看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死亡。20世纪成长起来的、被西方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诸多关于平等的保障，也势必随之烟消云散。

我们预计，现在人们所熟知的代议制民主，将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来自网络市场上新的民主选择。如果我们推论正确的话，下个世纪的政治，将比我们已经习惯的政治更加多样化，但重要性会大大降低。我们相信本书的论点并不难理解，尽管它穿越的领域类似知识上的荒郊野岭和穷街陋巷。

如果书中有什么地方晦涩难懂的地方，那不是因为我们在耍机灵，或者在含糊其辞，像某些所谓的预言家发表的神秘声明。我们绝不会模棱两可。如果我们的论点不够清晰明确，那是由于我们写作能力的不足，没能把引人注目的观点表达得浅显易懂。

和大多数预言家不同，我们希望读者能够理解甚至复制我们的思路。它不是出于灵异的遐想或者行星的回旋，而是基于老派的、不讨人喜欢的逻辑。

正是基于逻辑，我们认为微处理技术必将颠覆和摧毁民族国家，同时创造出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一种簇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到来，比你想
象的更早更快；但你至少可以预见到其中的一些细节，这既有必要，也是完全可能的。

预测未来的讽刺性

几个世纪以来，第二个千年的结束，一直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805年前，圣•马拉奇就把2000年定为最后审判的日期。美国通灵师埃德加•卡伊斯在1934年说，在2000年，地球的轴心将发生移动，加利福尼亚将裂为两半，纽约市和日本将没入大海。日本的火箭科学家板川秀夫在1980年宣布，1999年8月18日，众行星将排列成“大十字”，地球将遭受大范围的环境灾害，人类生命因此终结。

这些天启式的幻觉，后来遭到无尽的羞辱和嘲笑。公元2000年，虽然是一个气势磅礴的整数，但也只是西方采用的基督教历法的一个随意产物。其他文化中的历法和纪年系统，计算每个世纪和千年的起点与此不同。例如，按照伊斯兰历法，公元2000年就是1378年，不过是很普通的一年。按照中国历法，每60年一个轮回，公元2000年只是另外一个龙年；它是一个连续周期的一部分，向上延伸到过去的几千年。

不过，人们对2000年的特别关注，不仅仅因为神学。这一年之所以被看重，除了基督教传统的加持，也受到本世纪中期信息技术局限性的影响。所谓的Y2K问题，也就是计算机的千年虫危机，它是潜藏在数十亿行代码中的逻辑缺陷，可以在千禧年的午夜关闭工业社会的基本元素，给人类世界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接近于末日状态。因为大量的计算机和微处理器使用的，是早期计算机保存和回收的软件。当时每兆字节的内存空间价格达到60万美元，比黄金还要昂贵。为了节省宝贵的空间，早期的程序员只用一年的最后两个数字来记录日期。这种两位数日期的惯例，被广泛应用到了大型计算机的软件当中，乃至大部分的个人计算机和嵌入式芯片。微处理器几乎可以控制一切，从录像机到汽车点火系统、安全系统、电话、控制电话网络的交换系统、工厂、发电厂、石油公司、化工厂、管道等的过程和控制系统等等。因此，1999年缩写为两位数就是“99”。问题是，当“00”出现在2000年的时候，很多计算机会把它读成1900年。这可能导致大量没有调整过的计算机和其他数字设备，无法识别日期栏中的2000年。这种情况会引发大规模的数据破坏，它也意外启发了未来信息战的新潜力。在信息时代，潜在的对手可以通过引爆“逻辑炸弹”，破坏底层数据，进而瘫痪建立在该数据之上的关键系统，从而克敌制胜。比如，在一项军事演习中，如果你能攻击对飞机安全至关重要的数据，就不需要再击落它了。破坏数据，和使用物理武器一样，都能瘫痪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行。认真思考一下，就很容易发觉，它潜在的影响极其深远。例如，1997年12月14日《伦敦邮报》报道，由于担心航空运输控制系统会出事，全球的航空公司计划在2000年1月1日，取消数百次航班。据波音公司称，有大量飞机需要进行千年虫修复。很多设备如果在一个无效的日期记录一个事件，就会导致混乱。操作飞机的线性计算机控制系统，如果在编程运算中得出结论，飞机的最后一次关键维护是在1900年，就很可能会出现故障，甚至进入一个错误的死循环而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