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懂经也叔的Rust
时间：2021年7月29日
公众号：不懂经
大家好。晚上又出去散步的时候，听了一会儿CB，一个英语房间讲比特币的。在我能听懂的范围内，发现他们都在讲着《主权个人》里的语言，什么“政府将成为服务的提供者，个人将成为客户”，什么“美国政府乱来的话，我就去迪拜住”，还有“比特币的成功已经没有争议了，问题是它会多么成功”。
加密货币和官办的数字货币是两回事儿，但是现在都在加速，特别是官办的，已经有点急了。所以还是建议本号读者，不管买不买币，最好都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和技术。
最近加密货币领域的NFT和元宇宙概念很热。记忆好的读者应该有影响，在之前分享的《主权个人》篇章中，就提到过“元宇宙”，今天这部分内容里会再次谈到；后面我也会再分享点与此相关的文章。
今天还是《主权个人》的第六章。之前的篇章可以在公众号下方专栏内集中阅读。另外，推荐本号两款王炸产品：信息时代的致富圣经——《如何不靠运气获得财务自由》，仅售39元；以及比特币重磅特辑——8万字付费文章合集，仅售77元。付费频道可预览内容，公众号右下角联系购买。
主权个人
第六章 信息时代的大政治分析
所有这一切都使它们（大企业）成为了被威胁敲诈的活靶子。存在于工会历史中的事实真相，远比20世纪主流意识形态让你相信的更加明显。著名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在1944提出了这个问题：
工会如果没有威胁恐吓的强大力量，那它只是一个不真实抽象概念。现在工会拥有了这样的力量，而且只要以目前的形式存在，它们现在拥有，未来也将一直拥有。
当权力尚且弱小或不够稳固时，就应该大张旗鼓地使用；当权力巨大且不受质疑时，就会变得像政府的权力一样，自信地持有，被尊敬地对待，而很少惹人注目地运用。
西蒙斯的分析很精辟，但在关键一点上他是错误的。他认为工会“将永远持有”他所说的“强大的威胁恐吓的力量”。事实上，工会正在逐渐消失，不仅仅是在美国和英国，在其他成熟的工业社会都是如此。
它们衰退的原因，西蒙斯没有看到，甚至许多工会组织者也无从理解，就是向信息时代的转变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财产保护的大政治条件，大大提高了财产的安全性。事实证明，微处理技术已经开始颠覆福利国家赖以生存的敲诈逻辑，即使是在商业领域，它也创造出了与工业时期非常不同的激励机制。
1. 信息技术中的自然资源含量可以忽略不计。固定的位置在信息时代没有任何优势。大多数信息技术是高度流动的，它不受地点的限制，它增强了思想、人、和资本的流动性。通用汽车不可能把它在密歇根州弗林特的三个工厂打包，然后坐飞机搬到别的地方。一家软件公司就可以，公司老板可以把他们的算法代码下载到笔记本电脑中，乘下一班飞机离开。
对这些公司来说，还有一个额外的诱因，就是可以逃避高额的税收或工会对垄断性工资的要求。小公司往往面临更强烈的竞争。如果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竞争对手在抢你的客户，你不可能向政客或员工支付比其实际价值高太多的报酬。这么做意味着你的成本远高于竞争对手，你就会破产。
当固定位置带来的竞争优势不复存在，像政府或工会这样的胁迫性组织，想再利用这些优势为自己分一杯羹，它们手中的杠杆无疑就少了很多。
2. 信息技术降低了企业规模。企业更小，意味着有更多的竞争对手。竞争的加剧降低了敲诈勒索的可能性，因为要将工资或税率提高到竞争水平之上，工会或政府需要实际控制更多数量的企业。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公司的平均规模急剧下降，雇佣员工的人数明显减少。
例如在美国，根据大面积的报道估计，在1996年，有多达3000万人在自己的企业里独立工作。这3000万人显然不会罢自己的工。另外还有几百万人在雇员很少的公司上班，他们要强迫雇主支付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恐怕也不太现实。
在信息时代，想要通过敲诈勒索提高工资的人，缺乏那种军事上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正是这种优势使工厂工人难以对付。公司雇佣的员工越少，匿名使用暴力的机会就越少。就因为这个原因，把1万名工人分散到500家公司，他们给业主财产构成的威胁，远远小于1万人集中在一家公司，即使工人与业主/管理者之间的人数比例完全相同。
3. 企业规模的缩小也意味着想获得高于市场水平工资的要求，不太可能像在工业时期那样，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在信息时代敲诈雇主的工会，会发现自己的处境更类似19世纪的运河工人、铁路员工和旷工（即很难获得社会支持，译注）。
即使少数拥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大企业会保留下来，作为工业时代的遗产，但在就业已经广泛分散于小公司的背景下，它们也很难再向敲诈勒索屈服。小企业和小业主的优势表明，即使收入再分配的愿望没有改变，人们也会更加支持产权的概念和保护。
4. 信息技术降低了资本成本，这会激发创业精神，使更多人可以独立工作，进而促进了竞争。较低的资本要求不仅降低了进入的门槛，也减轻了“退出的障碍”。换句话说，相对于收入而言，公司可能拥有较少的资产，承受损失的能力也较弱。
信息时代的企业，可能不仅没有多少用于向银行借贷的资源，也可能根本没有什么能被抢夺的实物资产。
5. 信息技术缩短了产品周期。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淘汰更加迅速，通过敲诈享受高工资收益的时间，将变得非常短暂。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过高的工资可能导致工作岗位很快消失，甚至导致企业破产。以牺牲自己的工作为代价来争取暂时的高工资，就像烧掉家具让屋子里暖和上几度一样。
6. “信息技术”不是连续性的，而是同步性和分散性的。与流水线不同，信息技术可以同时容纳多个进程。它的活动分散在网络上，允许在不同的工作站之间进行冗余替换；而工作站的数量可能高达几千甚至几百万个，并且可能位于地球上的任何地方。
在越来越多的活动中，人们会在完全没有物理接触的情况下进行合作。随着虚拟现实和视频会议的技术更加先进，职能分散与远程办公的去世将加速。这相当于是信息时代的“散工制”（putting-out），它打破了中世纪行会的垄断。
在烟雾缭绕的工厂里一起工作的人越来越少，这不仅剥夺了以往工人敲诈资本家时所拥有的人数优势，它甚至使人们很难将工作场所中允许的敲诈与真正的敲诈罪区分开来。
迄今为止，只有被同一家公司雇佣、在共同的环境中一起工作的人，使用暴力去要求更高的工资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如果“工作场所”不再处于一个中心地点，而且公司的大部分只能都分散给了分包商和远程工作人员，那么，这些人从他们的客户或“雇主”那里要求更高收入的行为，就很难与非法的敲诈勒索罪区分开。
例如，一个威胁用病毒感染公司电脑然后索要额外现金的远程工作人员，他是属于罢工工人，还是互联网敲诈犯？
不管他是什么，区别的意义都不大。在两种情况下，被攻击公司的反应可能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采取防止信息破坏的技术解决方案，如改进加密措施和网络安全，这不仅可以解决外来的黑客攻击，还可以预防心怀不满的员工或分包商对公司各方造成损害，虽然他们之间可能只是偶尔打大交道。
当然，有人可能会建议，工人或远程办公人员可以随时去公司报到，然后在那里举行传统的罢工。但在信息时代，这种做法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信息技术超越了地理位置，并分散了经济职能，这意味着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司雇员和雇主不需要居住在同一个管辖区内。请注意，我们说的不是梅菲尔区和佩克汉姆区的分别，而是雇主在百慕大，远程办公人员在新德里。
此外，如果印度人被1936-37年通用汽车大罢工的报道所蛊惑，决定前往百慕大进行抗议，等他们到达那里，却发现根本没有实体办公室。Chiat/Day（李岱艾），一家大型广告公司，已经开始拆除其总部，它的员工和分包商将通过电话和互联网保持联系。如果需要召集团队协商客户项目的工作时，他们会租用酒店的会议室；项目一结束，就把房间退掉。
微处理技术将把生产流程从流水线的固定顺序解放并分散开来，这会大大降低工会和政府等强制性机构过去享有的杠杆作用。如果说流水线是工厂围墙内的铁路，很容易被静坐罢工所占领，那么网络空间则是一个没有物理存在的无界疆域，它无法被武力占领或勒索。在信息时代，想使用暴力作为杠杆谋求更高收入的员工，他们的处境将比1936-37年通用汽车的罢工者要差得多。
7. 微处理技术使工作更加个性化。工业技术使工作标准化，任何人使用同样的工具都会得到同样的产出。微技术开始使用更智能的科技取代“愚蠢”的机器，它实现的产出将是高度可变的。
使用同样技术的人，产出的差别增加了，这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探讨更多这方面的内容。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当产出不同，收入也会不同。
在人们的技能有参差不齐的领域，大部分的价值往往是由少数人创造的。这是竞争最激烈的市场的一个普遍特征。比如，体育界就非常明显。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踢各式各样的足球，但99%的人花钱买票，只是为了看极少数球员的表演。同样，世界上有无数充满抱负的男女演员，只有个别的才能成为明星。此外，每年还有数以万计的书籍出版，而大部分版税都被那些能够娱乐读者的畅销书作家赚走了。不幸的是，我们并不在其中。
使用同样的设备，产出却可能天差地别，这给敲诈勒索者制造了另一个障碍，那就是关于如何分配回报，他们之间要反复地讨价还价。如果某项工作中相对较少的人创造了大部分价值，从数学上说，他们不会因为通过罢工得到平均工资而增加收入。
一个软件工程师设计出某种控制机器人的算法，可能价值数百万美元；而另一个人使用同样的设备，写出来的程序却毫无价值。生产力更强的程序员，肯定不愿意把他的收入与同事的收入绑在一起，就像汤姆·克兰西不可能同意把他的版税与我们的版税平均。
虽然现在还是信息革命的早期，但相比1975年，非常明显的一点是，技术能力和心智能力已经成为了经济产出的关键变量。曾经在工业时代盛行的、把“工人敲诈资本家”给合理化的骄傲说辞，已经被蒸发了。认为非技术工人实际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和企业家不成比例地抽走了，也成为了一种不合时宜的幻觉。在信息时代，这种虚构根本就站不住脚。
当程序员坐下来写代码时，他的技能与产品之间的归属关系太直接了，谁负责什么、谁做了什么，搞错的可能性不大。一个文盲或半文盲不可能为计算机编程，这显然是毫无争议的；同样明显的是，别人编程产生的所有价值也不可能是从他这里偷走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还控诉“剥削”的工人主要是清洁工。
信息技术是人们清楚地看到，低技能劳动者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他们的生产力被不公平地剥削了，而恐怕是他们缺乏真正做出经济贡献的能力。正如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所说，信息时代的“新贵”汽车公司，可能只是“十几个人”的智慧结晶。相比底特律和东京的汽车公司，他们把大部分零部件外包，但依然能够精心定制出更加符合客户心意的汽车：
“这些汽车，每一辆都是定制的，由客户在网上下单，生产完成后立即发货。车身模具由计算机控制的激光工具快速成型，并根据客户和目标消费群的反馈生成设计。一条灵活的机器人生产线负责组装，机器人的维修和升级则外包给机器人公司。”
“会说话的工具”
未来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是，非技术性工作将由自动化机器、机器人和计算系统来完成，如数字助理。亚里士多德曾把奴隶描述为“会说话的工具”，他说的工具是人。
在不远的将来，真正“会说话的工具”将会出现，就像寓言故事中的精灵一样，它们会说话，能够听懂并遵循指令，甚至可以处理复杂的任务。高速发展的计算能力已经催生了一些语音识别的原始应用，如免提电话和根据口头指令进行数学运算的计算机。
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将语音转换为文本的计算机已于1996年底上市。随着模式识别能力的提升，连接着语音合成器的计算机通过网络运行，将会执行许多以前由人工承担的职能，如电话接线员、秘书、旅行代办、行政助理、国际象棋冠军、索赔处理员、作曲家、债券交易员、网络战争专家、武器分析员，甚至是具有街头智慧可以接听900电话的聊骚高手。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迈克尔·莫尔丁（Michael Mauldin）已经编程出了一个“机器人”，一个名为茱莉亚的虚拟人物，她几乎能够骗过在网上跟她聊天的每个人。据媒体报道，茱莉亚是个“满嘴俏皮话的贵妇，在网上玩角色扮演的游戏打发时光。她聪明，风趣，喜欢调情。她还有一种机智之才，对每一条信息，都可以瞬间蹦出完美的讽刺性回复。
然而，茱莉亚并不是一位女士，而是一个机器人，一种只存在于互联网上的人工智能。”对人工智能和数字仆人的开发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毫无疑问，更多实际的应用还在后面。它们的大政治影响无可限量。
一个人的军团
为各种用途开发出“会说话的工具”，这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它使个体可以同时分散进行多种活动。不久之后，个人将不再是单一的存在，而是可能成为通过智能媒介进行的几十种甚至几千种活动的集合体。这不仅会极大地提高最具天赋个体的生产力；在军事层面，它还将使主权个人比以往所有的个体都更加强大。
通过利用几乎无限量的智能媒介，一个人可以强力放大他的活动。甚至在死了之后，他还可以发出行动。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人即使在生物意义上已经死亡，还有能力执行他精心设计的计划。
无论是战争中的敌人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罪犯，杀掉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消灭其实施报复的能力。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对暴力的逻辑进行的最具革命性的创新之一。
对信息时代的洞察
人类生活中最重大的变化，往往来自那些无人关注的变量。或者说，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几百年甚至几百代人的时间内都很少波动的变量，会一直如此。
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间内，保护与勒索之间的平衡一直在很小的幅度内波动，而且勒索始终占据着上风。如今这一切即将改变。那些决定着暴力的成本与回报的要素，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信息技术正在为此奠定基础。在未来的保护远景中，对那些使用暴力的人，将会有智能代理人对其进行调查，并以某种方式实施报复。
25年前，如果一个人说，“你要是杀了我，我就把你银行账户里所有的钱都提出来，捐给尼泊尔的慈善机构。”这可能被认为是疯子的胡言乱语。但千禧年之后，恐怕就不是了。它能否构成一种实际的威胁，将由时间和地点等因素来决定。
不过，即使未来不法之徒的账户密不透风，智能特工军团也肯定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对犯罪实施报复，让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想一想吧。
保护方式的新选择
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政府一直享受着对保护与勒索的垄断。信息时代的技术将催生出大量提高保护的新方法，打破这种垄断；上述只是其中之一。即使不用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也有其他的保护方式；政府不会垄断一切。
一个人如果感受到威胁，他可以直接跑掉。在世界还年轻、视野还开阔的时候，逃跑是人们常用的保护方式。
如果担心因盗窃或破坏而造成财产损失，也可以购买保险覆盖这些风险。诅咒和咒语虽然是很虚弱的保护，但也吓退过盗贼，拯救过生命；在掠夺者很迷信的社会中，有时候它们也会起作用。
贵重物品可以藏起来，藏得好的话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把财产埋到地下，上锁，藏在高墙后面，墙上安装警报和电子监控设备。不过，把人或财产藏起来并不是很实用。
在历史上的各种保护手段中，有一种独占鳌头，那就是以暴制暴，以更大的力量压倒所有想攻击你或偷你抢你的人。问题是你去哪里找到这样的服务，你怎么激励别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你，与那些对你发起攻击的暴徒作战。
这种保护，有时候来自近亲属。有时候，是以部落和氏族为为基础的团体，充当非官方的警察角色，以血仇的方式，报复任何成员遭到的暴力攻击。有时候是雇佣兵或私人卫队，你付钱请他们来提供保护，但这些人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有用。
信息时代的新型智能特工，虽然它们的活动范围局限于网络空间，但却提供了一种新的保护选择。不同于那些雇佣兵、私人卫队，甚至是你的远方表兄弟，它们的忠诚度无与伦比。
权力的悖论
以暴制暴其实充满了悖论。在既往的历史条件下，你雇佣来保护生命和财富不受攻击的团体，如果它们可以成功地保护你，也必然可以掠夺你。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没有简单的答案。
通常情况下，在经济领域，你可以会指望通过竞争防止卖方无视客户的意愿。但就暴力而言，直接竞争往往会产生反常的结果。当两家潜在的保护机构派人去逮捕对方时，这更像是一场内战而不是保护。
在你寻求保护，免受暴力侵害时，你希望能够压制暴力，而不是增加暴力的输出。而压制暴力首先就要保证，你付费购买的保护服务不会反过头来攻击你。
“在人类的生活中，当所有人敬畏的共同权力还未出现时，人们处于被称为战争的状态，而这种战争是所有人对所有的战争。在这种环境种，每个人除了靠自己的力量和创造来保护自身安全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保障。”
托马斯·霍布斯
垄断和无政府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状态，也就是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不是人们想要的生活方式。地方上暴力的竞争意味着为保护付出的代价更高，而得到的保护却更少。
有些热衷自由市场的人提出，仅靠市场机制就足以提供对产权和生命的保护，并不需要任何的主权。有些说法很有道理，但事实是，在工业化的大政治条件下，由自由市场提供经常和司法服务并不可行。只有在那些行为高度模式化、人口极少且人种单一的原始社会，才能在没有政府暴力提供垄断性保护的情况下生存。
组织水平能够超过狩猎采集部落的无政府社会很少，即使有也很古老；主要存在于一些最简单的农业经济体中，它们往往与世隔绝，依靠雨水生存。
例如，皈依穆斯林之前的阿富汗的卡菲尔人；黑暗时代的一些爱尔兰部落；巴西、委内瑞拉和巴拉圭的一些印第安人部落；还有其他散落世界各地的原住民。
他们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组织保护的方式，只有那些了解人类极端状态的行家才懂得。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在注释里引用了几本书，并包含了更多的细节。原始群体中没有专门从事暴力的组织，他们之所以能在这种情况下运转，只因为
他们是小型的、封闭的社会，与世隔绝。他们利用紧密的亲属关系，在有限的范围内抵御大部分的暴力攻击，也是他们唯一可能遇到的威胁。当遇到更大规模的暴力，例如由国家组织的，他们就会被制服，并承受外来组织的垄断性统治。这种情况屡屡发生。
无论哪里，特别是在贸易线上，不同民族接壤的地方，只要社会的规模超过了部落的大小，专业的暴力组织就会出现，去掠夺更和平的人们生产的一切。当技术发展提高了暴力的回报，那些不能组织起来把更多资源投入战争的社会，就注定要遭殃。
“哪些王子在提供警察的服务？哪些是勒索者甚至是掠夺者？一个掠夺者其实可以成为警察局长，只要他能将自己的“所得”规范化，使之与支付能力相适应，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其他掠夺者的侵犯，然后垄断地盘足够长的时间，直到社会承认其合法性。”
弗雷德里克·莱恩
政府作为保护服务的卖方
我们多次提到过，从纳税人的角度看，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就是为生命和财产提供保护。然而，政府的运作就像犯罪组织，它从统治下的人们那里榨取资源作为贡品或战利品。
政府的统治不仅是一种保护性服务，也是一种保护性勒索。政府虽然提供保护，防止源自别处的暴力，但它也向客户收取费用，和黑社会收保护费一样。
提供保护是一种经济服务，收保护费则是一种敲诈勒索。在实际生活中，这两者的区别是很难分清的。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最好把政府理解为“最大的有组织犯罪的例子。”
即使是最好的政府，它的治理也是保护性服务与保护性敲诈的混合。从历史上看，如果政府能够在它的领土内实现暴力垄断，那么它在这两方面的表现都能得到优化。
在同一块领土上，如果有某一个单独的武装团体，能够占据使用暴力的主导地位，那么相对于存在几个你争我抢的竞争性保护组织，单一团体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将会远远优于几个中的任何一个。
对领土的天然垄断
实现对强制力的地方性垄断，不仅能使政府更有效地保护其潜在客户免受外来的暴力伤害，还可以大大降低政府的运营成本。
正如莱恩所说：“控制和使用暴力的行业是一种自然垄断，至少在土地方面是这样。在领地范围内，通过垄断，政府提供的服务可以更便宜。”因此，“在一块领土之内垄断对暴力的使用，可以使提供保护的集团改进其服务并降低其成本。”
这样一个统治集团，如果不需要经常发动军事行动，去抵御那些前来抢夺其客户的竞争组织，那么它就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多的保护。
主权必须建立在领土垄断之上，这个假设的前提将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变得“松弛”；政治理论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大卫·埃尔金斯的《超越主权》（David J. Elkins:《Beyond Sovereignty》）一书就是关于这个主题。
埃尔金斯呼应了我们的论点，即政府的垄断注定将遭到去中介化（脱媒化Disintermediated），就像1500年之后的教会一样。他写道：
“我们曾经假定，宗教必须有它的领土或‘地盘’。随着国家取代无处不在的宗教，成为生与死的最高裁判者，宗教的‘紧密’与‘边界’让位于我们现在熟悉的同一地区的信徒交融。然而，我们并不支持国家或省份之间的交融，尽管我相信这一假定（主权必须建立在领土垄断之上，译注）正在被打破。”
他后面的论证也与我们的观点一致。他说，主权对领土的垄断，可以在不陷入无政府状态下被打破，像加拿大联邦中国家与省级政府之间的主权分裂；以及一些太平洋中的岛屿，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是由英法联合主权组成的共管政府。
因此，主权对领土的垄断虽然很少通过武力解除，但可以通过协议解除。埃尔金斯认为：
“领土国家是一个包袱或篮子，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融入其中。它很像经济学概念中的‘一篮子商品’，你没办法地获取单个商品，而必须接受集体套装。在餐馆里，人们可以逐个‘点菜’；但涉及到我们的身份时，我们必须接受国家捆绑在一起的东西，这相当于‘套餐’。对21世纪的公民来说，点餐式政府会更自然一些。”
埃尔金斯的这个说法我们深表赞同。而对于主权的分解和点餐式政府的崛起，没有什么比完全超越物理边界的网络经济，更能促进这一点。
“随着频率的加强和波长的缩短，数字传输的性能将成倍提高。带宽扩大，所需的功率下降，天线的尺寸变小，干扰将无计可施，错误率也会大幅减少。”
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
电信世界的法律将废除国家法律
带宽（或通信媒体的承载能力）必将打败领土国家，不只是我们看到了这一点。《500年的三角洲》（The 500-year Delta）的作者，吉姆·泰勒和沃茨·瓦克（Jim Taylor, Watts Wacker），虽然没有像我们这样定义他们的观点，但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
“互联网的接入创造了全球主义，全球主义使边界的概念过时，从而破坏了政治体系。随着边界的消失，支持政府的税收变得越来越脆弱……随着边界的消失，权利的概念——因为你出生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所以享有与之相关的经济优势——也将崩溃，国家的福利制度也会随之崩溃。
与这一切相伴随的是，构筑国家地位的所有理念——爱国主义、民主、国家、大熔炉、大一统、公民责任，不管是在哪个国家，以什么形式存在——都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虽然他们没有明确阐述，但显然也感受到历史在朝着解放主权个人的方向发展。正如他们所说，“一种更加纯粹的个人主义正在冉冉升起，它超出我们所了解的民主制度。”这将如何发生呢？泰勒和瓦克看到一股强大的动能，正在促使改变：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宽泛的爱国主义意识——爱一个国家，对它负有忠诚的责任感——将不再是一种特别有用的态度……在全球性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公民，会认同自己是全球公民。
他们所做出的政治、生活、经济上的选择，不再是基于国家身份，而是基于这些选择与他们自己以及世界各地像他们一样的人之间的直接关系……
在全球社会中蓬勃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公司，其组织形式会与此相适应。他们会最大化认知、出行、活动及存在的自由。反之，那些抱着怀旧情绪负隅顽抗的国家和公司，将逐渐萎缩。
现在，网络带宽在以每年三倍的速度增加，互联网和万维网以几何级数扩展，这意味着物理边界的日益式微，并在加速对政府的去中介化进程。
如果带宽继续以每年三倍的速度增长，那么到2012年，网络带宽将是1993年的10亿倍；正是在那个时候，乔治·吉尔德首次提出，带宽的复合增长速度甚至会超过微处理器的发展。如果这一点得以实现，强大的通信能力将促进网络贸易的爆发式增长。而从最近集成光学领域的突破来看，我们相信这肯定会实现。
通过波分复用，一根细如发丝的光线每秒可以传输一万亿字节。换句话说，一根光线所能容纳的数据量，是世界上全部通信网络总负荷的25倍。这样的扩张能力令人瞠目结舌。
当强大的通信潜力被释放，将有大量的钱花在网络通信上，因为它会很便宜；而像专线电话和电视等既有媒体将被淘汰。万维网向每台计算机传输的信号组合，比今天的消费者在电视上看到的要丰富万倍。
随着带宽革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会进入到网络社区、电子商务等无边界的虚拟世界，这个世界的图景密度将足以形成“元宇宙”，也就是科幻小说家尼尔·斯蒂芬森所想象的赛博空间的另类现实。斯蒂芬森的“元宇宙”是一个虚拟社区，拥有自己的法律、君王，还有各种反派角色。
当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进入到网络空间，国家待在边界之内垄断权力的意义将减弱，这会刺激它们分割主权，进行特许专营。今天的民族国家，往往有动力去开设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和法国区；未来它们也会有动力租借其主权。
在前文中我们讨论过，具有900年历史的耶路撒冷、罗德岛及马耳他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简称为马耳他骑士团），在与马耳他共和国谈判，关于将圣安杰洛堡的主权归还与骑士团。我们期待这次谈判成功结束。其他的将随之而来。
一些民族国家会把小块飞地或偏远地区的主权，转让给全新的亲和团体和虚拟社区。而像一些商业实体，如保安公司和连锁酒店，去竞标小块土地的主权，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未来，像Wackenhut、Pinkerton和Argenbright（安保及私人真探公司），就有可能在世界各地气候宜人的地方，提供带有安保服务的混合型退休社及免税区。
宗教团体，以马耳他骑士团为代表，也包括其他你能想象到的教派，会在地球上某个偏僻的角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实践人间的天堂。甚至一些富有的个人和家庭，也会拥有自己的地盘，在里面行使有限的主权，发行自己的邮票和护照，并维护一个官方网站。
垄断与掠夺
需要注意的是，有偿分享或租赁主权的动机，与历史上那些统治者面临地方地方垄断势力的竞争，而不得不分权的动机完全不同。
租借主权跟设立自由贸易区差不多，并不会破坏社会稳定。相比之下，军阀和游击队通过军事手段竞争权力，直接影响到未来的政府会更多地保护它统治下的人民，还是掠夺他们。当竞争的团体在不稳定的平衡中缠斗时，使用暴力进行掠夺的动机就会增强，横征暴敛将更有吸引力。
由于权力不够稳固，还面临对方势力的挑战，掌权者能够运用暴力的时间就很短。“山林之王”其实是站在一个斜坡上，他可能屹立不到最后，去从平定天下中获得丰厚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恐吓与掠夺。
因此，根据暴力的逻辑，在一块领土上相互竞争的武装力量越多，他们诉诸暴力去掠夺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没有一个压倒性的力量去镇压这些野生的暴力，它们就会四处滋生蔓延，经发发展及社会合作的成果都将化为乌有。
20世纪20年代，在军阀的统治下，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中国，就证明了暴力彻底释放后可能导致的伤害。在《大清算》一书中我们讲述了这段故事。相互竞争的军阀，缺乏一家独大的力量控制他们，在地方上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在索马里摩加迪沙的大街上，CNN的记者则绘声绘色地向全世界传播了类似的故事，证明了类似的观点。索马里的武装军阀，绰号“技术派”，在受到美国领导的大规模军事干预之前，导致这个悲惨的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当美国军队的指挥力量撤走以后，“技术派”再次拿起了武器，无政府状态又一次复辟。《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新闻记述道：
“装有高射炮的卡车再次在尘土飞扬、瓦砾遍地的街道上奔驰。穿着T恤、扛着AK47的年轻人，也大摇大摆地回来了，他们在临时设置的路障上向过往车辆和巴士勒索钱财。有一个民兵控制的街区，武装力量非常强大，被当地人称为“波黑地区”。
今天，在这个城市狭窄的街道上穿行，会让人不禁想起1992年的日子，当时敌对民兵之间的混战，使索马里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和严重的饥荒，促使美国领导进行了军事干预。如今昔日重来，为了穿越摩加迪沙，旅行者必须雇佣一车的武装人员，以每天100美元的价格外加午餐休息时间，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保护。
索马里、卢旺达，以及其他你很快会在电视上看到的国家，这些例子提供了一个彩色电影般的证明，与其他形式的竞争不同，为控制领土而进行的暴力竞争并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收益。事实恰恰相反。
在无政府状态下互相竞争的土匪强盗，完全缺乏保护生产活动的动机；而当独裁者的统治稳固之后，反而倒有可能抬高他们的重手。